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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看待我国经济结构重塑期的增速调整现象

发布时间:2021-01-25 16:00:53 阅读: 来源:岩棉板生产家厂家

正确看待我国经济结构重塑期的增速调整现象

近年来,我国经济迈向从高速向中高速调整的“新常态”。作为我国经济结构重塑期的过渡现象,当前经济增速下滑具有阶段性与必然性,而不具有长期性与持久性。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逐步完成与稳定,资源配置实现再平衡,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结构重塑期铸就的新增长动力将接续传统失速动力,成为支撑我国未来经济较快增长的中坚力量。我国彼时即便难以再现过去三十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但仍有潜力取得8%左右的次高速增长。  首先,近年来,国际发展环境与国内发展条件均明显转变,要求我国经济结构快速转型,出现经济增速下滑有其阶段性与必然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突遇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重新洗牌、新一轮全球化向世界各国蔓延、新一轮产业革命方兴未艾、地缘政治复杂化等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转折性变化,而国内则面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资源环境相对紧缺、工业比重与投资率持续双双高企等不利供需发展条件,对于正处于努力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中国来说,内外“双重夹击”已使得支撑我国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以要素粗放投入、工业支撑、投资支持等为特征的单极增长模式走向亟待转型的关键时期。

一是要素投入支撑的粗放增长需要转型。劳动、资本、环境和能源等要素投入贡献了我国过去年均经济增长的80%以上。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基础设施投资空间触顶、环境污染加剧和能源紧缺等要素结构变化,生产要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约束力越来越强,以高投入、高消耗为代价的粗放增长方式已不可持续。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提高对我国技术出口门槛,争夺全球创新中心,提高环境、劳工等国际贸易标准,开展TTIP、TPP等新一轮国际规则制定,既挤压了我国的后发优势空间,也削弱了我国低成本粗放增长国际竞争力。以要素投入为支撑的粗放增长已难以支撑我国突破中等收入阶段需要的较高增长速度。   二是工业产业支撑的高增长需要转型。我国过去的高增长建立在农业基础薄弱、工业比例高位运行与服务业比例较低的产业基础之上,其中高速增长的工业贡献了年均经济增长的50%以上。然而,随着我国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工业发展边际成本上升、居民对清洁宜居环境诉求呼声越来越高等,原有高投入、高消耗粗放型工业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工业增速下滑与占国民经济比重下降成为趋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滑亦成为难以扭转的局势。与此同时,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孕育的国际分工变革,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机器人、3D打印、可再生能源等新一轮技术革命还在持续发酵当中等,支撑我国过去工业快速增长的有利外部环境亦不复存在。内外因素要求我国产业结构亟待转型升级。  三是投资需求支撑的高增长需要转型。持续高企的投资率与资本形成支撑了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增长,贡献了年均经济增长的50%以上。随着我国工业比例下滑、基础设施增长空间遇瓶颈、房地产去库存化等主要投资领域趋势性变化,以及随人均收入水平上升出现的消费增长加速、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储蓄率下滑、配合新时期对外开放战略的资本“走出去”等,支撑我国投资高速增长的供需面因素已逐渐紧张,投资率下滑概率增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必下行。为了实现较高增长速度,要求在挖掘新的投资增长点的同时,培育更多的消费增长点。  四是东部沿海地区支撑的高增长需要转型。我国过去实行非平衡区域发展战略,优先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速相对上行与占全国经济比重走高,贡献了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的60%以上。然而,近年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突破1万美元,当地的劳动、土地、资源和环境等要素成本加速上升,我国技术水平与国际前沿技术空间缩小,再加上东南亚低成本生产基地的相对崛起等国内外环境条件变化,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逐渐消失,产业出现向中西部或东南亚低劳动力成本地区转移趋势。在旧的产业比较优势逐渐消失而新的产业优势还未完全形成的过渡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已难以支持我国需要的快速增长,生产力布局亟待在区域空间上转型。  其次,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培育的大批新增长点、增长极与增长带,将推动我国从过去的单极增长模式向多极增长模式调整,这将铸就支撑我国未来经济较快增长的新动力。在国内发展条件出现结构性变化端倪、国际发展环境出现变局迹象并影响我国经济健康运行时,我国就已主动出击、积极作为、开始着力培育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向多极增长模式调整。  一是转向要素投入与效率提升双动力驱动。随着我国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稳步引进、吸收国外前沿技术、管理经验与体制机制的同时,也在加快积累人力资本及推进全面自主创新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释放新一轮“人力资本红利”、“创新红利”、“改革红利”与“开放红利”,有利于我国经济运行效率不断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不断提高、经济持续力不断增强,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要素投入条件不利变化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抑制,成为新时期改善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二是转向工业与服务业的双动力推动。随着我国积极主动实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战略,逐步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加快推进国有服务业企业改革、加强金融对工业服务业转型升级支持等,同时抑制高污染、高能耗工业产业发展,支持“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大力推动产业结构高端化、服务化、知识化,有利于新兴工业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发展及提升其对经济增长贡献,造就新时期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新动力。  三是转向消费与投资的双动力拉动。随着我国长期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千方百计鼓励消费需求与严格控制无效投资冲动,有序推进简政放权促进民间消费与投资增长,同时逐步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社会安全网络及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培育新的消费点与投资点,有利于我国的消费增长速度上升、投资质量与效益不断提高,将形成新时期的消费与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双拉动格局。  四是转向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陆的三足鼎立。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逐步从区域非平衡发展战略向平衡发展战略转变,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东北振兴计划等相继实施,中西部地区经济后发优势竞相迸发,有利于提升中西部地区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区域增速、区域比重及区域贡献的“西高东低”走势已逐渐清晰。未来随着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中部崛起战略等深入推进,中西部地区将势必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增长极。  最后,在经济结构重塑期与单极增长模式向多极增长模式调整的过渡期,发生的“降投入与提效率”、“去产能与创产业”、“减投资与增消费”、“改旧城与造新城”等“创造性破坏”,虽为我国未来较快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与积蓄了力量,但也会造成中短期内资源错位配置等所致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传统增长引擎失速与新增长引擎青黄不接所致的短期经济增速下滑问题。  不过,长期而言,“凤凰涅 ,重获新生”。随着各要素、各产业、各需求、各区域等资源错位配置的消失,经济再平衡将得以重现,经济结构重塑期形成的新增长点、增长极与增长带,将成为支撑我国未来经济较快增长的中坚力量。彼时,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将获得新动力。  那么,我国未来增长潜力能达到几何?按照世界银行前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的观点,可以根据我国与美国等世界前沿国家之间的发展距离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先行发达国家在我国所处发展阶段时的经济增速确定。如此,我国未来20年仍有潜能取得8%左右的次高速增长。不过,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先行发达国家不同的是,由于近年来国内外发展环境的突然变化,以及我国主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同时持续加大力度推动全方位改革与对外开放,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的重塑期与发展方式、增长模式转变的过渡期,经济增速的演进路径将不会那么平稳,而是会出现短期下滑触底后向8%回复的U型“波浪式”增长轨迹。这表明我国虽然要经受短期经济增速下滑的阵痛,但是在未来有潜力进入增速重启的“新常态”正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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