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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个都不能少丨洞口县零辍学教育扶贫新样本【消息】

发布时间:2020-09-15 16:32:02 阅读: 来源:岩棉板生产家厂家

还有10多天就要高考了,洞口县第四中学(以下简称“洞口四中”)高三学生段文武对这场考试充满信心。

因为最近一次模拟考试,他考得不错。另一个支撑点,是考上大学后,他不用为学费发愁。

他们的求学故事

今年17岁的段文武,是洞口县石柱镇兰河村人,从小家境贫寒,父亲因病过世后,他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更加艰辛,随时面临失学危机。

学校得知情况后,专门派了老师去他家走访。随后段文武被纳为教育扶贫对象,他的学费全免,按政策享受的扶贫金也逐一落实。

“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加上他妈妈不时出外做工挣钱贴补家用,段同学慢慢地能集中心神,将主要精力扑在学习上”,班主任雷清云老师介绍说,“在最近的一次模拟考试中,他排名全班第9名”

扶贫成效,在段文武身上,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展示。

图为贫困生段文武的卧房兼书房,是家中相对“最温馨”的地方。

段文武的师弟张旺,现读高二,家住洞口县岩山乡月塘村,早年父母离异,父亲因病基本丧失劳动力,年过七旬的爷爷承担着养家重任。

张旺于2017年考入洞口四中,当时的升学成绩在全县排名第1901名。

入学后,班主任米水华了解到张旺的家庭情况,经常与他交流谈心,在学习上、生活上给予关心和帮助,同时将他的情况上报学校,申请免除一切学习费用。

学校很快将张旺纳入贫困受助生范围,此后除了免交学费、课本费、教辅费外,他每学期还能享受国家扶贫助学金和奖学金,家庭负担减轻大半。

高二上学期,免除了学杂费之忧的张旺,在调研考试中获得全县第41名。“现在,他的学业成绩,在高二全年级基本上排名第一。”洞口四中政教干事肖镇桥说。

很难想象,没有扶助资金的支撑,这些成绩优秀的学生能顺利坚持到现在。

“这在过去是不敢想的。即便是班级或学校发起捐助,也只能帮一个两个,需要帮扶的学生一多,怎么办?”洞口四中副校长尹大喜认为,教育扶贫是从源头、从政策上保证了贫困学子有书读,真正做到了让一大批像段文武、张旺这样的贫困学子,得以扭转人生走势、彻底改变命运。”

“信息联络员”覆盖全县

教育扶贫是从根本上阻挡贫困“代际传递”,但具体怎么做,还得大费周章。

洞口县仅义务教育阶段就有10余万学生,摆在扶贫路上的第一道坎,就是收集信息。人员分散,家庭情况千差万别,如何迅速界定和掌握全县贫困学子的信息?

当地教育系统的做法是,按照“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残疾”“特困供养”等几个关键词过滤一遍,凡是符合这些特征的家庭子弟,都纳入教育扶贫范围。

为保证信息的真实性,洞口县教育局首推人海战术——派老师下村走访,责任到人。这些老师在教学之余,每人对口负责一定数量的贫困学生的核实工作。这就是洞口县在湖南首创的“教育扶贫信息联络员制”。

洞口县教育局信访办主任黄亦龙介绍说,2018年6月,局里专门印发了“在各村设立教育扶贫工作信息联络员”的文件,建立了以村为单位的教育扶贫摸底机制,各乡镇中心校在每个村安排1名教师担任该村信息联络员,这样能确保从源头上“责任到人”,实施精准教育扶贫。

那么,这些信息联络员具体要做哪些工作呢?

“一些琐碎的事情都得做。你得发放问卷,要采集好贫困生的原始信息,填好入户调查表,要现场照相,然后整理信息,装好档案,输入电脑,再将每个村的信息装订成册。还要将扶贫金发放信息提供给村里并公示,将各村反馈的资助漏发、错发学生名单及时上报纠错。”

“所有这些老师都是利用课余或周末时间开展信息采集和联络工作,几乎都是‘5+2’工作模式。我们去走访的每一位老师,身上都要带几张表,随时记录和反馈。每位老师一般包5户,有的老师对当地情况熟悉一点,就多包一点。”洞口县教育局扶贫办主任杨小波介绍说。

他们的说法,在一些学区和教师那里得到了证实。

“有些较大的村有130到200户贫困户,最多的一个老师分了40户。”洞口县山门学区主任罗永清认为由老师来当信息联络员有很大便利,但工作量也比较大。

石江镇小学老师张秋英说:“我们学校把需要走访的贫困户分成很多组,每位老师走访七八户,有村干部协助处理。”

在很多学校,这个贫困生的信息采集和联络工作,主要由班主任来完成。洞口二中担任高三班主任的张琰说:“我班上几十名学生中,有9名属贫困建档立卡户,我们通过走访摸底和核实,把这个数据报给学校,由校团委统一管理。”

洞口三中高三教师罗秋红说,每位老师大约要收集3名学生的信息,一般先是家长反馈,再由班主任去村里走访核实,“其他任课教师也参与,主要还是班主任落实得多一些。我们核实后会公布有关信息,还在微信上发了走访图片”。

“大家访”与 千人大会

信息联络员制实施后,第一批337名联络员的名单汇总到了县教育局。

“这样一来,村里有哪些贫困户学生,驻村的人有哪些,所在学校是哪个,我们都做到了心中有数。名单里有联系电话,一旦哪个村出现问题,我们马上打相应联络员的电话,能够快速解决问题。”杨小波说。

为了让这个“教育扶贫信息联络员”制度落到实处,洞口县教育局专门制定了对策、下发了文件。

“我们对所有信息联络员的待遇,都以文件形式予以明确。要有保障,要让做事的人没有后顾之忧。”杨小波介绍说,包括管理和监督,都有细致的规定。

这还不够。

湖南实施村村合并后,洞口县有些村动辄有四五千人,每个老师去一个村,如果走访所有贫困户,有一定难度,也容易疏漏。

“光靠学校和老师还不行,我们从一开始就定了层层负责制。”

杨小波介绍,如2018年实行的四级联动教育扶贫“大走访、大排查、大宣传”活动,首先就要求县教育局班子成员包片。洞口县教育局副局长陈能德联系的责任片区,就有文昌街道、雪峰街道和杨林、石江等乡镇,“同时派了4个队员王立新、唐永红、肖翔、付育芬,负责这一片”。

然后,是中心学区包乡镇,基层学校校长包村。

“比如这个村你包干负责,包干到户,作为校长,就选派教师,一个教师负责五六户,要走访每个贫困家庭,有具体任务和要求,要把建档立卡的、低保的、残疾的、特困供养等家庭子弟,要摸底出来,连辍学的都要摸底出来。”

为确保扶贫质量,2019年4月初,洞口县还开了教育系统千人大会。“所有的校长和驻村联络员,还有学区成员,中小学的总务主任等都参加”。会上要求严格落实教育扶贫政策,准确掌握贫困生信息,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漏洞,“不能让一个学生因贫辍学”。

邵阳市委脱贫攻坚第二专项巡查组到洞口县巡查后,肯定了当地的一些做法,这让许多从事过教育扶贫一线工作的老师“感觉很欣慰”。

劝学:把“放牛娃”请回学校

实施教育扶贫信息联络员制,掌握大量来自一线的信息后,一些因贫辍学或即将可能辍学的学生,也陆续进入了视野。

洞口县山门镇中学有个初一学生张详,家境贫苦,与奶奶生活在一起,因智力障碍,此前读了6年小学,连名字都写不好,奶奶也对他失去了信心,让张详辍学,整天在家里放牛。

学校知道情况后,决定上门劝学。但面对老师做工作,张详奶奶摇头说:“算了,不读了,去了(学校)也读不到什么。”

但校长尹桂华和班主任尹丁不放弃,反复劝说,最后终于将张详劝学回校,重新拿起课本。现在,“放牛娃”已经能写自己的名字,“在学校有个氛围,和大家在一起读书,还是能学到一些知识。”

校长尹桂华还讲了一个事例,2018年毕业于山门镇中学的张小栋,家庭非常贫困,小学毕业时,家里已经无法供他上学。家里四口人:小栋,因病瘫痪的父亲,70多岁的爷爷,90多岁的太祖母。因母亲改嫁,家里所有收入来源,主要靠70多岁的爷爷耕田种地,平时只有他姑姑接济一点。

“这种情况,看了非常难受,不是亲眼所见,你无法感受那种贫困。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小孩,你让他怎么开朗?他不仅担忧衣食住行,还得时刻担心哪天会失学。”尹桂华说,学校随后将其纳入教育扶贫范围,免除所有学费,发放了扶贫助学金,校团委也经常利用节假日去看望他家人,帮他们打扫卫生等等。

在大家关心下,张小栋的性情变得开朗些了,以较好的成绩考上了高中。

被评为“2018年度全市学生资助档案管理先进个人”的肖镇桥,也介绍了他们遇到的劝学故事。

“如在我们洞口四中读高一的刘均同学,因家贫辍学,2019年春节过了年,他便跟随大人去了广州打工。班主任听说后,多次电话联系他和家人,登门劝学,在老师的一番诚意邀请下,刘均在开学后第二周返校学习。每学期他将享受国家助学金、免除学费、免除课本费、教辅费等,家庭负担得以最大限度减轻。”

图为一建档立卡贫困生家中情况。

“送教上门”+社会助学

贫困生的家底摸清了,扶贫责任到人了,辍学的学生也劝学返校,洞口县的教育扶贫到这里似乎算是“功德圆满”了。

但洞口县的教育扶贫工作仍没有满足和止步。

在进行贫困生摸底时,发现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些身有残疾的学生,正常读书是个问题。

“我们分了类。比如稍微有点残疾、程度不重的,能够到学校读书的,就随班就读;生活基本能自理的,就在特招学校就读;第三种,残疾程度较深、无法自理,有一些还是痴呆、智障的,怎么办?那我们就采取送教上门的方式,定期就近让老师上门进行辅导,体现政府和学校的关爱”,洞口县教育局扶贫办主任杨小波说,送教上门主要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6-15岁的孩子,后来为了稳妥起见,教育局又将年龄放宽到“6岁至16岁”。

这类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送教上门生”,在2018年上学期上报的有100余人,随着了解和核查的范围扩大,当年下半年增加到216人。

“这一数据也在变化。后来有的因贫辍学、残疾程度不重的,我们让他到学校来读。到2019年,送教上门的人数,一共是211人。”

杨小波说,这个人数在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10万余人中,“比例不算高”。

“我们施行的几乎所有扶贫措施,都围绕‘全覆盖、零辍学’这六个字做文章,制度保障比较到位。”

而罗永清认为,以后即使有个别辍学的学生,那也不会是因贫失学,而是“学生本人确实不想读书”。

“这种情况有,但我们肯定会去做工作,已经有那么多劝学返校的学生,这方面我们已有许多成功经验。”

除了这种源自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洞口县在社会助学方面也可圈可点。

以洞口一中为例,2018年至今,学校共实施社会资助项目26项,发放资助资金150多万元,另外还有大量的衣服、鞋子、学习用品等,受益贫困学生达1429人次。

洞口一中招生办主任兼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孙立红,2010年以来先后走访了800余名贫困学生,装订了助学材料586本,刻录光盘53张,拍摄了大量反映学生家庭情况的影像资料。

当地出具的一份“洞口县教育系统师生及社会力量捐助贫困学生情况汇总表”显示,从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17日,共收到包括“衣恋”“大邵公益志愿者联合会”等社会助学(捐助总价值)4965122.93元,资助贫困生7193人。

洞口一中高三学生丘君及其哥哥就得益于“阳光助学”和“衣恋”的资助,他们家庭贫困,幼小无母,爷爷和奶奶以及父亲都身患残疾,在纳入教育扶贫对象后,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兄妹俩奋发向上、从不松懈,现在哥哥已考进南华大学,而丘君高一入学时成绩在年级700多名,现在读高三的她一直为班上第一名,文科前10名。

教育扶贫彻底改变了兄妹俩的命运。

(文中所涉学生姓名皆为化名)

采访后记:

在记者辗转多地进行采访时,也听到一些异议声,多围绕“教师减负”话题。有的老师认为扶贫是好事,但加班加点的贫困生信息采集和造册工作,以及其它迎接各种检查等活动,“要耗去大量时间和精力”,“多多少少会影响到教学本身”。

洞口县教育局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认为,出现这种声音不足为奇,“但说这个话的人,看看其它扶贫领域,从政府机关到企业,哪一个下来扶贫的工作人员不是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哪一个扶贫工作者的本职工作不多少受点影响呢”。

脱贫攻坚本就是一场从上到下、全民参与的硬仗,无论遇到何种困难,这个仗必须不折不扣地打下去,而且还必须得“彻底打赢”。洞口县的“零辍学”教育扶贫模式所呈现的制度建设和一线“创意”,在当前脱贫攻坚决战阶段具有很大积极效应和可借鉴性。红网特约作者 观潮的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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